开博体育这里有“中华第一古桥”赵州桥，“中华第一高塔”定州开元寺塔；有自唐至清各个时代的木构古建筑遗存，弥足珍贵的唐至金早期木结构建筑10余座；有类型多样、涵盖各时代建筑的正定古建筑群；有我国现存最大的皇家园林承德避暑山庄及现存最大的皇家寺庙群外八庙……
新中国成立后的河北古建保护工作起步早、起点高，是全国古建修缮保护工作的缩影。今天，我们能有幸看到屹立在燕赵大地上的众多古建筑，很大程度上是古建修缮保护的成果。
截至目前，我省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91处。我们从中选取了20余座古建筑精华，让我们通过它们，翻阅木石史书，聆听古建交响，感受燕赵大地古建艺术之精湛，历史文化之厚重。
林徽因身穿旗袍，站在古建筑巨大的木构梁架上，梁架之下，是硕大的斗拱。斗拱的巨大和林徽因的娇小，形成鲜明对比。
照片拍摄于1933年时任中国营造学社法式部主任梁思成与妻子林徽因到正定考察古建之时。
照片里这座古建筑，就是河北现存年代最早的木构建筑——唐代正定开元寺钟楼。
钟楼矗立在开元寺南北中轴线的东侧，平面呈正方形，面阔、进深各三间，通高14米，为歇山布瓦顶二层阁楼式建筑。
“下层为唐代原物，包括柱础、斗拱、月梁，而上檐斗拱及大木开博体育、瓦顶，是1989年依照下层的唐代风格复原修缮的。”正定县文保所所长房树辉说。
全国现存最古老的木构建筑均建于唐代，而且只有三座半。除了这半座，其余三座在山西。
“中国的木构建筑，遵循共同的结构形式：梁与柱枋共同组成主体架构，木构件之间通过榫卯连接，承担屋顶重量，举折式结构将屋顶塑造出柔和的曲线，通过斗拱各层拱件的出挑将屋顶重量分散传递，达到出檐深远的效果。”省古建所副所长孙荣芬说。
20世纪初，日本学者曾断言，中国大地上已没有唐以前的木构建筑。梁思成不相信这样的论断，1933年，他到正定考察古建，开元寺钟楼就是考察的“意外的收获”。
梁思成在《正定古建筑调查纪略》中写道：“……内部及下层的雄大的斗拱开博体育，若说它是唐构，我也不能否认。”
《正定开元寺钟楼落架和复原性修复》一文写道：“斗拱用材雄大，断面为25.5厘米×17厘米”，“斗拱通高108厘米，是柱高的四点五分之一”。
“斗拱硕大，屋面平缓，出檐深远，这都是唐代木构建筑突出的特点。”房树辉说。
摩尼殿上空，传来嗡嗡声，一架无人机在空中盘旋，一支古建航拍专业团队正在拍摄摩尼殿的屋顶。
屋顶，是古建筑最具魅力的“第五立面”。中国以复杂形制屋顶闻名的代表性古建筑有两处，一处是故宫角楼，另一处就是隆兴寺摩尼殿。
隆兴寺，“京外第一名刹”，始建于隋开皇六年（公元586年），距今已有1400多年。
摩尼殿，是隆兴寺现存最大、最完整、最重要的古建筑，始建于北宋皇祐四年（公元1052年）。
摩尼殿的屋顶为重檐歇山顶，但其设计的独特性在于，大殿在传统矩形平面之外，向东南西北各伸出一间歇山式抱厦。
古建筑学中，这种四面出抱厦的平面和设计样式，称为“十字抱厦”。现存建筑中在正面或背面出抱厦的居多，摩尼殿这种形制，是全国古建中仅存的一处实例。
单檐歇山顶，有九条屋脊。摩尼殿是重檐歇山顶，四面出的抱厦也是歇山顶，加在一起，整个屋顶有33条屋脊！
众多屋脊的直线和斜线交错，整个屋顶呈现出起伏变幻的立体视觉效果，极富美感。
在《正定古建筑调查纪略》中，梁思成曾赞誉：“这种的布局，我们平时除去北平故宫紫禁城角楼外，只有在宋画见过，那种画意的潇洒，古劲的庄严，的确令人起一种不可言喻的感觉。”
河北不仅有珍稀的唐构、宋构，还有辽构。国内现存辽代木构建筑只有八座，河北就占了两座：涞源阁院寺文殊殿、高碑店新城开善寺大殿。
大殿面阔三间，进深六椽，歇山布瓦顶建筑，是一间近乎正方形、室内约230平方米的大殿。
但殿中只有2根后金柱支撑，位于大殿的中后侧，前半部金柱省去，给人感觉视野非常开阔。
“这种梁架结构，称为‘减柱造’，是辽代建筑的典型特点之一。它与宋代官式建筑立柱均匀对称分布的格局不同，通过减柱将殿内前半部分空间增加，利于礼祀活动。”孙荣芬说。
阁院寺始建于东汉，寺院核心建筑文殊殿重建于辽代，是没经过落架重修、保持了原始建筑风格的辽代典型建筑。
与之同时代的高碑店新城开善寺大殿，也运用了“减柱造”。两座大殿均是河北辽代古建灵活多变建筑风格和高超建筑水平的体现。
在群山环抱之中，这座县城西北的小山村，显得格外清幽。在村子北侧，矗立着一座土黄色宝塔，名为“幽居寺塔”。
在河北众多古塔中，幽居寺塔是“年龄最长”的砖塔，始建于北齐，重修于唐代。
幽居寺，创建于公元557年，是北齐时期重要寺院，曾辉煌一时。经过1400多年的变迁，寺院已废，只存古塔。
塔平面为四角方形，高约23米，塔身建在方形台座上，密檐七层，塔顶为仰莲花承托塔刹。
塔建在扁矮的台基上，朴素无装饰，塔身显著收分，塔檐为叠涩檐。这些都是密檐式唐塔的典型特征。
根据2013年我省对古塔进行的一次统计，河北现存古塔230余座，数量上，在全国能列入前五，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就有30多座。石家庄、保定、邯郸、张家口、承德等地古塔均在30座以上。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在中国广泛传播。北朝时期，河北就开始佛寺、佛塔的营造修筑。到了唐代，河北是长安沟通东北的重要通道，佛教在河北也进一步兴盛。
宋塔多是八角或六角，唐塔多是方形、四个角，这是开元寺塔与幽居寺塔在造型上最直观的区别。
“平面八角形的布局增加了塔的稳定性，提升了抗震能力，而且对地基的压力分布更均匀，还能减少塔身承受的风压。”省古建所高级工程师刘清波说。
一座佛塔，即便为了礼佛，有必要建80多米吗？以现代住宅每层2.8米计算，开元寺塔相当于30层楼的高度。
当时的定州，是北宋北部边防重镇。《宋史》中写道：“天下十八道，惟河北最重。河北三十六州军，惟定州最重。”
北宋为防御北部辽国的侵扰，在定州塔建造之初，就设定了军事瞭望和防御功能，塔内有砖阶可通塔顶。
楼阁式塔大多在上层逐步减少辟门，或设假门，但开元寺塔最顶部两层不但门没减少，从其余各层四正面设门、四斜面设盲窗，变为八面设门，还都是线年，北宋与辽订立澶渊之盟，划定以白沟河为界。河北境内两国的边界线，大致在今阜平、满城、徐水、雄县、霸州一线。
北宋开元寺塔以“中华第一高塔”著称，但很多人不知道，当时辽国境内、距离边界线公里，有两座塔与开元寺塔同时期建造，与之对峙呼应。
“涿州双塔”，一座名为智度寺塔，五层，通高44米，始建于辽太平十一年（公元1031年）；一座名为云居寺塔，六层，通高55.7米，始建于辽大安八年（公元1092年）。两塔相距大约300米。
“现存辽塔样式大多是带基座、一层塔身高大、实心结构的八角十三层密檐式塔，不可登临，如保定易县圣塔院塔、唐山丰润天宫寺塔、保定涞水西岗塔。”刘清波说。
“辽代推崇佛教，兴建众多佛塔，‘涿州双塔’是佛塔，但因涿州地处辽国南垂要塞，双塔也兼具军事防御功能。”涿州文保所所长黄涿生说。
“河北省赵县的洨河上，有一座世界闻名的石拱桥，叫安济桥，又叫赵州桥……”来此参观的一群小学生，在赵州桥畔齐声诵读着课文《赵州桥》。
《赵州桥》，摘自中国著名桥梁学专家茅以升的《中国石拱桥》，长期被收入小学语文课本。今天提到中国石拱桥，我们很多人最先想到的就是赵州桥的模样。
赵州桥，全长50.82米，南北横跨37.02米，矗立在赵县城南5公里的洨河上。它约始建于隋开皇十一年至十九年（公元591年—599年），至今已1400多年，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单跨敞肩式石拱桥。
拱桥，出现于东汉。在桥面和拱券之间、拱顶两旁，有一个三角地带，称为“拱肩”。
“一般桥的拱肩是实心，但赵州桥不同，在桥的拱肩两侧各开设了两个拱洞，把拱肩敞开，这叫‘敞肩拱’。”赵县文保所原所长李晋栓说，这样设计增大了泄洪能力，减轻桥梁自重，节省料石，符合现代桥梁结构力学原理，增加了桥梁的安全系数。
中国的石拱桥，一般是半圆形拱，称“穹隆拱”，但赵州桥的拱却只是圆弧的一小段，是“扁弧形拱”。
“赵州桥南北跨度37.02米，若采用‘穹隆拱’，同样跨度下，隆起高度要比现在高10米以上。”李晋栓说。
扁弧形拱的设计，使赵州桥的路面纵坡度约为6.5%（即水平延伸100米，地面上升6.5米），这接近现代公路最大4%的坡度设计，适合北方车多船少的交通特点。
赵县永通桥、济美桥、沙河店桥，栾城凌空桥，宁晋古丁桥，行唐升仙桥等都是仿赵州桥而建。
一座九孔联拱式石拱桥，南北飞架在北拒马河上。这就是长达627.65米的“中国第一长石拱桥”——永济桥，被称作“拒马长虹”，为涿州古八景之一。
永济桥的形制有些特殊，分为主桥和南北引桥。九孔联拱式石拱桥，是主桥，153米，并不算长。长的是引桥，南引桥和北引桥均达200多米。
“永济桥始建于明万历二年（公元1574年），到了清代开博体育，因北拒马河改道南移，明代石桥失去作用。清乾隆二十五年（公元1760年），当地在南移河道上架设新的九孔联拱式石拱桥，并将北侧的明代石桥改砌为北引桥，南侧对称加修南引桥。”黄涿生说。
北拒马河上，距离永济桥大约两三公里，还有一座明万历时期建造的石桥下胡良桥，和永济桥一样，也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明清时期，涿州是‘十八省通衢’，是南方省份进京的咽喉要道，地理位置非常重要。而当时北拒马河河道宽阔，水流湍急，要沟通南北，唯有架桥。”黄涿生说。
河北河流众多，长度在10公里以上的重要河流有300多条，归属海河和滦河两大水系。跨越河道，保障通行，桥梁必不可少。
据不完全统计，仅保定就有古代桥梁445座，至今尚存124座，其中48座为石拱桥，部分石桥至今还在发挥作用。
2020年9月16日，沧州献县城南，单桥村，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单桥。
记者蹲下来，细看一扇扇栏板、一根根望柱，狮子、麒麟、猴子、老虎、仙鹿、天马、牛、龙、凤、鹭鸶……姿态表情各异，场面很是热闹。
单桥，始建于明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五孔联拱石拱桥，是中国多孔敞肩石拱桥的代表。因由民间捐资修建，又名“乐善桥”。
单桥全长69米，宽9.6米，桥面凹凸不平，两道深达20厘米的车辙，述说着昔日的繁华，历史的沧桑。
单桥的石雕，在河北古桥中堪称精品，号称“三千狮子六百猴，七十二统蛟龙碑”。
全桥72根望柱、62块石栏及拱券的龙门石，雕刻的动物、植物、人物有270处之多，是研究明代石雕艺术的宝贵实物材料。
“明代，献县地处太行山东南北交通大动脉上，是北京通往南京古御道与滹沱河的交汇点，明代这里建有单桥巡检司，是出入京师的门户。”吕永森说。
明代单桥下的滹沱河，是河北众多河流中的大河，流经地域广阔，水势迅猛，被称为“畿南大水”。
据《献县志》记载，明代滹沱河出太行山流入华北平原，至献县境内单桥一带，“夏潦秋霖，黄流怒沫，澎湃冲缴”，如“轰雷喷雪，浴日吞天，灏淼汪洋，惊鱼龙之出没”。
献县地理位置的重要、滹沱河的磅礴，共同促成了单桥的建设，也成就了一座艺术价值突出、传递至善精神的古代石桥。
一阶，一阶……从寺院东侧的入口进入，游客要首先走下20余阶石阶，才下到寺院的地面。
“县城道路经年累月随城建‘长高’，始建于东魏兴和二年（公元540年）的开元寺，却还矗立在一千多年前的地平面上。”房树辉说。
许多人想不到，在这座仅仅约3公里见方的县城里，藏着各级文物保护单位达38处之多。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9处（隆兴寺、开元寺、广惠寺华塔、临济寺澄灵塔、天宁寺凌霄塔、县文庙大成殿、府文庙、大唐清河郡王纪功载政之颂碑、正定古城墙），在全国县级行政区中位列第二。
正定古建筑不仅空间分布集中，时间上，更是跨越了唐、五代、宋、金、元、明、清七个朝代及历史时期，前后1300多年。
因此，和一些地区古建筑散落分布或只集中在某一个时期不同，正定古建筑群，是“时空全集群”。
梁思成考察正定古建时，曾发出感慨：“我从未在如此小的地方，如此短的时间内，亲眼目睹这么多历史古迹，其数量之多，年份之久远，造型之精美，意义之重大，亘古未有……这里仿佛就是一座露天古建博物馆。”
正定，地处太行山山前南北通衢要道，西邻太行山东出口井陉，南邻滹沱河，是古代建城的理想之地。
“自唐代至今，正定城就稳定在现址，曾先后作为恒州、成德军、镇州、真定府（路）等行政性州府的治所。在石家庄建城之前的1000多年里，河北中部最重要的区域中心城市一直是正定。”房树辉说。
女校里出现两个不明身份的男子，正想进学校食堂，当场被校长“抓”个正着，校长严肃批评他们“不宜越礼擅入”。两人一番解释，误会才消除。
这两人，是中国营造学社的建筑师梁思成和他的助手莫宗江，他们心心念念要看的“食堂”，其实是当时被学校征用的古建筑——正定县文庙大成殿。
“雄壮古劲”的大成殿让梁思成“一望即惊喜”，他在《正定古建筑调查纪略》中写道：“以此殿外表与敦煌壁画中建筑物相比较，我很疑心它是唐末五代遗物。”
这一推断后来得到学界认可。1996年，文庙大成殿被认定为五代时期，正定文庙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大成殿不仅年代早，规模上，面阔五间（约23米），进深三间（约10米），这在我国现存唐五代木构古建中，是仅次于唐构山西佛光寺大殿的‘大房子’。”房树辉说。
如果说正定古建筑群，是跨越千余年的木石交响，那么它最华彩的乐章，在宋金时期。
首屈一指的，是我国现存时代较早、规模较大、保存比较完整的佛教寺院——隆兴寺。
隆兴寺始建于隋开皇六年（公元586年），在北宋开宝年间大规模扩建。至今，寺内除了摩尼殿，还有天王殿、转轮藏殿、慈氏阁三座宋代建筑。
这四座木构建筑的主体梁架和斗拱之上，能看到很多与宋代官式著作《营造法式》记载一致的营造手法。
“不仅单体建筑遵循宋代营造手法，隆兴寺南北纵深的对称布局，主要建筑分布在中轴线上及其两侧，也是宋朝佛寺建筑总体布局的重要实例。”房树辉说。
登上城墙向北望去，古城天际线被“正定四塔”勾勒出优美的轮廓——广惠寺华塔、开元寺须弥塔、临济寺澄灵塔、天宁寺凌霄塔。
除开元寺须弥塔为康熙元年在唐塔基址上重建外，其余三座古塔都是宋金遗构，每一座都以独特的设计著称于世。
凌霄塔始建于唐代宗年间，是一座砖木混合结构的阁楼式塔。塔身九层，一至三层砖结构砌筑，为宋庆历五年（公元1045年）重修，四层以上木结构为大金皇统元年（公元1141年）重建。
塔心柱，是塔中心部位竖立的一根上下贯通的木柱，是塔身的重要支撑组合构件。大凡木塔，几乎都有塔心柱，类似今天高层建筑的阻尼器。
“塔心柱在每层通过水平方向放射而出八根扒梁与塔身的八角相连接，使塔心柱、四至九层抱柱、四至九层转角铺作与扒梁上下左右构成了一个稳固的整体，同时承载与分散了九层塔顶与塔刹的负荷。通过木柱、扒梁榫卯间的摩擦、错位，可以卸掉外来的风压和震动。”刘清波说。
大多数游客到了殿前，都迫不及待地望向殿内，但承德避暑山庄研究所副所长李专却引导记者，低头看脚下的一处细节——大殿的台阶。
这台阶不是切割精致的阶条石，而是一块自然天成、凹凸不平、没经打磨的山石。
澹泊敬诚殿是整个避暑山庄等级最高的大殿开博体育，清代皇帝在避暑山庄上朝和举行盛大庆典的地方。
帝王的宫殿，用不加雕琢、简单朴素的山石作阶。古建筑用它独有的语言，阐述了这座皇家园林的建筑规划风格——融于自然。
还没进入大殿，一股浓郁的楠木清香飘来，沁人心脾。澹泊敬诚殿是世界现存最大的楠木建筑，故而也称“楠木殿”。
612平方米的空间，由48根色泽沉黄发亮的金丝楠木立柱支撑，梁架、隔扇、天花也全是金丝楠木。楠木，是只有皇家和一些高等级寺庙建筑才可使用的珍贵木材，而金丝楠木最为珍贵。
然而，这样一座用稀世珍贵木材建成的高等级大殿，雕梁却不画栋，整座大殿只有一种色彩——原木色。
“朴素，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康熙皇帝在修建避暑山庄时曾这样总结它的建筑意韵。
“避暑山庄大多数建筑，使用民居的尺度、色彩，不施彩绘、不用斗拱、不加雕琢、青砖布瓦，追求建筑与自然和谐统一。”李专说。
它始建于康熙四十二年（公元1703年），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历时89年建成，是世界现存最大的皇家园林，中国古典园林发展盛期的集大成者。
绝大多数游客到避暑山庄游览，参观宫殿区、湖泊区、平原区就要一天时间，但纵是如此，也只游览了整个避暑山庄的大约五分之一。
避暑山庄地处承德市中心北部，武烈河西岸一带狭长的谷地上，总面积564万平方米，相当于两座颐和园，分宫殿区、湖泊区、平原区、山峦区四大部分，分布着120余组古建筑。
“当把视野放大到四大区的地形地势，会发现避暑山庄西北高、东南低，西北部山峦区的高峰与东南部湖泊区开博体育、北部平原区，相对高差大约180米。”李专说。
这就是融于自然的造园思想在选址和总体设计上的具体体现——避暑山庄整体的地形地貌，恰是中国锦绣山河巨大版图的缩影。
“皇家”“园林”是避暑山庄两个最重要的属性。这一点，体现在避暑山庄每一座建筑和每一处景观之中。
“移天缩地入君怀”，不只追求宏观地貌上的“神似”，很多具体的园林景致，也能在中国各地名胜中找到它的“原版”。
“这不是我们杭州的六和塔吗？”来自杭州的一位游客，站在避暑山庄永佑寺舍利塔前满是诧异。
永佑寺舍利塔，位于避暑山庄东北，为永佑寺建筑群最精彩的一笔，仿杭州六和塔而建。
“不止杭州的六和塔，西湖的苏堤、镇江的金山寺、嘉兴的烟雨楼、泰山的碧霞祠、宁波的天一阁……避暑山庄集全国名胜于一园，整体风格朴素淡雅、融于自然，山中有园，园中有山。”李专说。
这是只有“皇家”才能拥有的手笔，而“园林”，则凸显在一棵棵“大可合抱”的古松、古柏、古柳、古榆身上。
“建园之初，康熙皇帝就要求保留湖区的原生古树，还曾亲自到现场指导施工。”李专说，这些古树如今遍及避暑山庄，提升了避暑山庄的园林景观效果。而位于北京的皇家园林圆明园、清漪园，都是人工植树造景，难以实现避暑山庄的“古意”。
1994年，避暑山庄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一起被列入的，还有避暑山庄东北山麓、对避暑山庄形成拱卫之势的八座藏传佛教寺庙——外八庙。
登上寺内一座8米多高的金刚墙，先向南望，再向北望，两侧是两种建筑风格完全不同的建筑群。这让许多初次到访的游客，感到非常诧异。
南望，是中轴对称的传统汉式佛寺布局。中轴线上，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两侧钟楼、鼓楼和东西配殿，飞檐斗拱，雕梁画栋。
北望，是自由灵活的藏式风格佛寺布局。十几座辟藏式梯形盲窗、红白色调的平顶碉房、白台，随山就势，散落分布，簇拥着主体建筑大乘之阁。
一座寺庙，汉藏两种风格“混搭”，这就是普宁寺建筑布局上最突出的特征——汉藏合璧。
不仅是普宁寺，这种将汉、藏、蒙、维等各民族宗教建筑艺术风格融合的建筑形式，是外八庙的共同特征。
外八庙，我国北方规模最大的藏传佛教皇家寺庙群，位于北京古北口外，包括溥仁寺、普宁寺、安远庙、普陀宗乘之庙、殊像寺、须弥福寿之庙、广缘寺等十二处寺庙。
普宁寺仿西藏三摩耶庙而建，普陀宗乘之庙仿布达拉宫而建，须弥福寿之庙仿日喀则扎什伦布寺而建，安远庙仿伊犁固尔扎庙而建……
“这些仿藏式寺庙在设计建造时的原则，是抓住范本建筑的典型特征，不求形似，只求神似。”李专说。
不管是皇家园林避暑山庄，还是皇家寺庙外八庙，政治涵义才是它们的本质涵义。
“避暑山庄和外八庙，是清朝为巩固北部边防，密切与蒙藏等少数民族上层人物往来的需要而建，是清王朝搭建在紫禁城之外处理政治事务的重要舞台。”李专说。
而一座座寺庙呈半月形环列在避暑山庄外围，用独特的建筑语言，象征了中国对多民族团结统一永恒不变的追求。
昌瑞山主峰南麓，一条宽约12米、长6000米的砖石神道如大树主干，从南向北延伸。
“大树主干”在孝陵（顺治陵寝）前，向两侧各分出两条“枝杈”辅神道，分别通往孝陵东侧的景陵（康熙陵寝）、惠陵（同治陵寝），西侧的裕陵（乾隆陵寝）、定陵（咸丰陵寝）。
这样的陵寝建筑布局，是中国古代等级制度中“居中为尊”“长幼有序”的体现。
在此后的247年里，清东陵陆续建成217座宫殿牌楼，组成包括5座皇帝陵在内的15座陵园，成就了中国现存规模最宏大、体系最完整、布局最得体的帝王陵墓建筑群。
“等级”的概念，贯穿了中国古建筑的始终，即按所有者的社会地位规定建筑的规模和形制。这种制度至迟在周代已经出现，直至清末，延续了2000余年，是中国古代社会重要的典章制度之一。清东陵的建筑，严格体现着“等级”。
殿顶有两层屋檐，称为重檐。上层屋檐前后两坡相交处是正脊，左右两坡有四条垂脊，分别交于正脊的一端。下檐四角各有一条垂脊，两层屋檐共九条脊。
“这样的屋顶形式，是中国古建筑屋顶的最高等级——重檐庑殿顶。”孙荣芬说。北京故宫太和殿、曲阜孔庙大成殿，均为重檐庑殿顶。
德宁之殿，北岳庙中的主体建筑，现存最大的元代木构建筑。大殿坐北朝南，建在2米多高的台基之上，面宽九间，进深六间，四周出廊，通高25米，总占地2000多平方米。
中国古代建筑的屋顶，按照等级由高到低，可分为庑殿式顶、歇山式顶、悬山式顶、硬山式顶等形式。按屋檐的层数分，重檐等级高于单檐。
北岳庙，原名北岳安天元圣帝庙，始建于北魏，是古代帝王祭祀五岳名山古北岳恒山的神庙。该庙曾于宋、元、明、清各代进行过多次维修与扩建。1982年，公布为第二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五岳祭祀，由来已久，相传尧舜时即封禅五岳。从汉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古代帝王祭祀“五岳四渎”，成为江山一统的重要礼制。
正是北岳庙的历史地位，决定了德宁之殿的建筑规制。山东泰安岱庙（东岳庙）正殿天贶殿也是同等规制。
古建筑的等级，不仅体现在规模、形制、结构这些显而易见之处，在细微的色彩、装饰等方面，也从不缺席。
藻井正圆形，向上凸起达3米，分为四圈。最外圈，雕刻着贴金的云纹图案，第二圈，雕有金凤和金龙，第三圈，雕刻着逼真的莲花，第四圈，是藻井的中心，一条口含宝珠、气势威武的金龙。
通常藻井做成向上隆起的井状，有方形、多边形或圆形凹面，周围饰以各种花藻井纹、雕刻和彩绘。
“在古人看来，藻井是具有‘从人间通向天庭’的象征意义的建筑装饰。因此，就像西方教堂建筑中的穹隆顶一样，中国古建筑内的藻井是‘天’的缩影。”李专说。
“高等级的藻井，直径更大，凸起更高，斗拱堆叠工艺非常复杂，大小不能有毫厘误差，整体繁而不乱。最华美壮丽的藻井，主要分布在皇家宫殿（故宫）、敕建敕封寺庙、陵寝碑亭。”李专说。
旭光阁是仿天坛祈年殿而建，藻井的气势神韵，正继承自祈年殿“中国最美藻井”九龙藻井。
通往寺院的峡谷之中，70多米的高空，呈“八”字形高耸对峙的崖壁之间，是三座凌空飞架的单孔石桥。
三座之中，中间一座最负盛名，被称为中国三大悬空寺建筑之一——“桥楼殿桥”。
桥楼殿桥长15米，宽9米，桥上二层重檐楼阁式的桥楼殿，是福庆寺主体建筑。
福庆寺创建于隋朝，寺院现存建筑大都是清代遗物，包括桥楼殿。然而，承托桥楼殿、沟通南北天险的石桥，建筑年代缺乏记载，众说纷纭。
划定石桥年代过程中，桥楼殿桥一东、一西两座石桥，作为“参照物”起了关键作用。
西侧石桥上，建有天王殿，名为“天王殿桥”。两崖间天王殿桥跨度最小，桥旁石碑明确记载桥建于金大定年间。
东侧石桥上没有建筑，名为“小天桥”，两崖之间跨度最大，明确记载建于民国十一年。
根据古代建造桥梁地点选择的规律，为了省工、省料，降低建桥难度，通常会选在山涧南北距离最窄处。因此，跨度最小的天王殿桥，应该是建设最早的一座。
“西眺平林无际，东望河朔，超忽信河北胜地一绝。”显然，在金代，天王殿桥建成后，东侧还没有“桥楼殿桥”遮挡，视野开阔。
同时，明万历二十年《重修苍岩山圆觉殿记》首次明确记载了桥楼殿桥。因此，石桥建设下限，不会晚于明万历时期。
就这样，史料和桥梁建造规律两相佐证，为桥楼殿桥框定了相对具体的建造年代。
“由于年代久远、缺乏史料，今天我们对一座古建筑的认识，是很难一步到位的，永远处在再发现、再认识的过程当中。”孙荣芬说。
治平寺石塔高约12.5米，为八角仿木楼阁式，塔身分三层，各层均出檐，翼角微微翘起，整个塔纤细轻盈、挺拔庄重。
治平寺石塔能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年代古老”同时又“仿木构”，是重要原因。
据治平寺现存明碑记载：“古刹启自隋开皇三年（公元583年），唐天宝八年（公元749年）院心起大浮图一座。”
“木构建筑是中国古代建筑的主流，由于木材易损，所以隋唐时期的木构建筑留存稀少。而治平寺石塔上的仿木结构楼阁正是当时木构建筑形式的直接反映，斗拱、屋檐，是我们了解、还原唐代木结构建筑比例、结构做法和形式特征的重要实物依据。”刘智敏说。
不仅如此，治平寺石塔石料切磨精致，雕饰精美丰富，堪称中国石雕佛塔中的瑰宝。
塔上佛像故事石刻有32幅之多，佛、菩萨、弟子、力士等大小浮雕造像近百尊。佛像的袈裟，菩萨的长裙，雕琢出自然柔软的下垂曲线，力士的肌肉浑圆有力、线条清晰。
“这些佛像菩萨，都是唐代造像的典型像式，盛唐气象就留在这一尊尊造像上。”刘智敏说。
“这里曾有一座三层戏楼，名为清音阁，在20世纪40年代毁于火灾。不过，再过不久，通过我们的影像技术，扫一扫二维码，就可以看到它曾经的样子。”站在清音阁遗址台基旁，承德市文物局古建园林工程科科长、正高级园林工程师陈东说。
清音阁戏楼坐南朝北，戏楼左右有重层长廊，南侧与扮戏房相连，北侧是面宽五间、前后带廊的二层楼，名为“福寿园”。
福寿园建筑群，是避暑山庄中一组重要的宫殿建筑群，修建跨越了康熙、乾隆两个时期，是皇帝理政、宴客、听戏之所，包含了演戏、宴客、理政等多重功能。
其中，清音阁，是中国建筑史上为数不多的三层戏楼，与北京故宫畅音阁、颐和园德和园、圆明园同乐园，并称清代四大戏楼。
清末国力衰微后，避暑山庄历经野蛮劫掠与破坏，至新中国成立初期，包括清音阁在内，原有建筑近90%被毁。
“到目前为止，康乾72景虽已恢复55景，园林植物景观恢复到原貌的65%，但是，避暑山庄内现存44处古建筑遗址，其中很多都曾是标志性园林建筑，现在恐怕难以复原，只能通过凭吊遗址去遐想了。”陈东说。
为了弥补这种遗憾，从2017年开始，中央美术学院建筑学院与承德市文物局合作，通过现代技术，对损毁不存的古建筑遗址的历史原貌进行虚拟复原。
“我们利用三维激光扫描、无人机等现代化测绘手段进行遗址测绘，通过实测图、数字复原图、手工实体模型、3D打印模型、数字三维动画展示等形式，已经对清舒山馆、清音阁、临芳墅等13处古建筑遗址进行了数字化复原。”陈东说。
这个团队里，有建筑史研究人员、古建筑设计人员、中国传统山水画家、版画家、雕塑家，他们计划在此后五至十年内完成避暑山庄园林建筑及山形水系在清代盛期的风貌复原，再次重现皇家园林的盛世绝响。
原来，修缮人员在清除前檐后砌墙，发现了装修痕迹——前檐明间有中槛榫卯痕迹；两稍间柱身上有上下两组卯口痕迹；后檐明间保留了一个中槛，残留的下碱墙有门口遗迹和两个青石门墩。
“大殿始建于辽代，历史上曾多次维修，修缮人员掌握的历史资料有限，像这样在修缮中有新发现、重新修改维修方案的情况，在大雄宝殿修缮过程中，出现过好几次。”刘智敏说。
参考了众多辽代古建筑实例后，维修方案做出调整：前檐明间上设披风窗，下安板门；稍间上设披风窗，下为直棂高窗；后檐明间上部设披风窗，按原位置砌墙，正中设两扇板门。
“根据新发现的历史遗迹边研究、边设计、边施工，不断调整修缮方案，是开善寺大雄宝殿修缮最显著的特点之一。”刘智敏说。
工程结束后刘智敏编写了《新城开善寺》一书，在书中她给记者找到大雄宝殿修缮前的老照片。
“看，大殿檐柱损坏，劈裂严重，都能伸进拇指，这四根山柱基本由若干小支柱拼凑起来支撑大殿。”刘智敏指着一幅幅照片说，“再看这张，柱根都糟朽了，这是两山斗拱，也已经糟朽，整个大殿的梁架整体向西倾斜扭闪，榫卯也都松动了。”
落架，是大木构维修干预较大、维修较彻底的一种维修方法。局部落架是相对于全落架而言。
全落架，是自屋顶到柱子，几乎所有构件全部解体，工程量很大，即使是一片瓦，都必须严格按照原来位置一一编号，保证修复完后能标准复原。正定隆兴寺的宋代建筑慈氏阁，就是全落架重修的。
而局部落架，是只对必须解体的结构部分进行落架维修，拆卸梁架之外的部分，工作量小得多，目的是尽量减少对原结构、构件的干预。
古建筑修缮究竟该干预到什么程度，对这个问题的探讨，在古建领域一直没有停止过。
1982年我国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确立了古建修缮保护“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大原则。
在“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前提下，除了坚持传统修缮工艺，必要时也需要运用现代技术方法。
大殿被三层裙楼四周环绕，这让记者难得有机会站在与屋顶齐平的高度，以平视视角，近距离360度欣赏这面金碧辉煌的屋顶。
万法归一殿，建成于乾隆三十六年（公元1771年），为重檐四角攒尖顶木结构建筑。屋顶覆盖的鎏金铜鱼鳞瓦，使用头等金叶一万余两，因此称为“金殿”。
“万法归一殿鎏金铜鱼鳞瓦瓦胎是厚约1至2毫米的铜板。勘察发现，多数瓦件缺损、开裂，屋面变形，屋脊和瓦面之间存在裂缝，大殿一层屋面西、南坡，二层东、南、西坡檐口渗水、漏水非常严重，需要局部揭瓦维修。”省古建所工程办主任孟琦说。
然而，现存古建筑中，鎏金铜瓦屋面的建筑极少，此前并没有这类构件维修技术规范和文献资料可供参考。
从瓦件历史修补痕迹看，传统方法有两种，铆补和锡堆焊。铆补连接强度高，但会对瓦件造成损坏，锡堆焊不损伤瓦件，但连接强度差。
“和传统焊接相比，精密冷焊技术产生的热量较少，对鎏金铜瓦的胎体影响较小，不易变形、不咬边，而且弧点能量精准，热影响区非常小，避免了对鎏金层造成伤害。”孟琦说。
修缮团队对边沿裂缝的瓦件，先打磨掉锈层，之后用冷焊机在瓦件内侧以5毫米点距点焊，再用锡堆焊封闭裂缝，最后清理打磨焊口。
传统技术和新技术结合，不仅解决了瓦件自身渗漏问题，同时保证了修补强度和外观效果。
万法归一殿鎏金铜瓦屋面的维修，确定了鎏金铜瓦屋面技术措施、操作流程和施工工艺，填补了国内修缮鎏金瓦顶建筑记录的空白。
会议室内，坐着朱启钤、梁思成、杨廷宝、刘致平、莫宗江、赵正之、陈明达、罗哲文、俞同奎、祁英涛、余鸣谦……这些中国古建领域的权威专家激烈争论，反复斟酌。
殿内正中安置一个直径七米、八角形的木制转轮藏，即可以转动的藏经阁，它是我国现存宋代小木作稀有遗物。
根据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的《大同及正定建筑勘察纪要》，“转轮藏殿三间六椽，正方形殿，三重檐九脊，斗拱五铺作……现殿之楼板、楼梯全毁，屋顶朽坏，宜加修葺。”
梁思成的意见是：“轮藏殿本身复原很困难，要恢复到一个朝代，也很困难。只可以在现状的基础上，认识到哪里就恢复到哪里。”
而罗哲文参考了苏联的规定，提出“复原工作仍是希望恢复最古的式样，考证不足时则依现状做”。
对于二层腰檐，参会专家大部分同意拆除。对于一层副阶（主体建筑之外伸出的回廊），原来是否存在，如果存在又是何种形式当时并不确定，同意保留。
最终，转轮藏殿的修缮在参考专家讨论会意见的基础上，采纳了拆除腰檐、保留副阶、局部复原的方案。
河北古建保护工作起步早、起点高。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河北又有多处重要古建筑在全国古建专家团队带领下完成修缮。1950年，河北省成立省文物工作队，1982年改为河北省古代建筑保护研究所。河北古建队伍的建设、经验的学习积累，都是在很高的起点上进行的。
“20世纪30年代，梁思成等老一辈古建专家在战火中追索寻找、想尽办法留住中国古建筑。50年代，新中国第一轮古建保护修缮项目河北就有几项，之后的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类型的保护项目案例，河北古建修缮保护队伍也是随着中国古建筑保护的发展步伐不断成长、进步——从某种意义上说，河北古建修缮保护工作，在保护理念、技术措施方面，应该是新中国古建修缮保护工作的一个缩影。”刘智敏说。
如今，河北省古建所已经建立起一支国内专业文物古迹修缮保护队伍，能够承担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物本体维修、工程监理工作，获得国家文物局首批颁发的文物保护工程勘察设计甲级资质和施工一级资质。
这支团队还走出河北，在最近二十余年里承接了四川、甘肃、云南、西藏、新疆、内蒙古等地区的多个文物保护设计项目。
云南昆明真庆观古建筑群、甘肃张掖大佛寺大佛殿、西藏布达拉宫和萨迦寺的整体保护修缮设计等，汶川地震、玉树地震中对成都、玉树多座古建筑抢险保护，都有河北古建人的参与。
和众多中国传统古建筑屋面曲线不同，这座神庙的屋面为直线，建筑风格带有明显的异国风情。
这座建筑，是河北省古建所参与的第一个国家级援外项目——援尼泊尔加德满都杜巴广场九层神庙修复项目。
九层神庙是尼泊尔重要的宫殿建筑，在2015年4月25日尼泊尔地震中，九层神庙损坏严重，东北塔楼六层以上坍塌，西南塔楼七、八、九层倒塌，整体变形严重。
2016年12月，孙荣芬等20多位省古建所专业技术人员分两批奔赴尼泊尔加德满都，对九层神庙进行现场勘察。
当时距离地震已经过去快两年，但神庙上只罩了一层雨布，建筑倒塌后的破损构件跌落一地。
根据文物修复的原则，除非木构件完全腐朽或者丢失，否则修复时都要利用旧构件。这意味着，修复工作需要将震后收集的每一块木料、每一块砖石都编号记录，根据历史照片和资料及当地的宗教习惯，让它们恢复原位。
在项目修建过程中，施工单位在尼泊尔国家博物馆院内，搭建了一个大工棚，专门用来进行西南和东北塔楼坍塌部分的复建归位。工匠们先将一块块木构件拼接组装完成，做到严丝合缝，然后一一拆解、编号，再把这些木构件运往九层神庙的工地现场，根据编号再次在倒塌的神庙上完成组装。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在九层神庙修复项目的勘测过程中，我们采用古建筑传统测绘方式与三维数字扫描技术相结合，准确记录了九层神庙建筑特点、工艺做法、残损现状、历史信息等，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设计资料。这一设计方案得到了尼泊尔考古局的认可和肯定。”孙荣芬说。
感谢河北省古代建筑保护研究所、正定县文物保管所、承德避暑山庄研究所对本报道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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